夜晚，在上海老城的一条狭窄街道，塌陷的阳台上挂着短袖和袜子，阳台下面，人群围着一个小女人，她头发灰白，举止有些特别。
“给这个外国朋友唱首歌吧！”当我靠近的时候有人嚷道。
“是啊，给这个大鼻子唱一首吧！”
“我得休息了！”她的脸挡在扇子后面。
“来吧！唱一曲！”她试了试，“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但是忘了词。
“给外国人唱中文吧！”
“我得去睡觉了！”扇子动了几下，但是围观的人群仍然坚持——亦如她所希望的，这一次声音清晰响亮了许多，这是一段戏曲唱段，声调起伏多变——显然是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然后她就离开了，消失在夜幕中。
“等一等，外国人想跟你说话！”没有回音。
她是谁？没有人知道。“她经常过来唱给我们听，”一个人说。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旧事物都被禁止，包括戏曲。文化大革命起于1966年，它的影响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感受到。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地追溯历史和展望未来。
上海的 历史并不悠久。这个城市并不因为旧朝代王公贵族的豪华宫殿而闻名，而是因为其发达的工业和贸易。这里是大都市——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 一，拥有1100万人口。上海的8000座工厂从女工手工粘贴纸袋的小作坊到巨型钢铁厂各种各样，上海生产春雷牌收音机；飞人牌缝纫机；白猫洗洁剂和大白 兔奶糖；金象巴士和白象电池；这个城市还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鞋油，汽车和电梯。去年上海生产了价值390亿美元的商品，占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工业产值 的八分之一。
一条聚集了人们梦想的大街，南京路的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一位交通管理员控制着红绿灯，朝着行人大声叫嚷。在这座没有私家汽车的城市里，自行车是宝贵的财产。
上海的 意思是“海的上面”，或者“到海上去”，假如政治和平社会安定，若干年后她或许能再次符合这个迷人的定义，就像二战之前那样：那时国外和中国本土企业处理 和转运沿长江运来的原材料，并将从国外进口的物品运往内陆。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国外贸易者开放，在他们自己的特殊区域内 ——特别是英国人，也包括许多美国其他国家的贸易者——将上海变成了亚洲的巴黎。华丽的酒店， 拥有6万人的国际移民社区，毛皮和丝绸，服务生——那都是上海的外国人所熟知的。平均下来中国人倒很少。
亚洲的巴黎臭名昭著，被满街的诸如名为“美女堂”、“幸福所”之类的鸦片馆、赌馆所腐化。
所有这些在1949年共产党打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治中国后都被清扫一空， “解放”后——引用共产党的官方语言—— 新政权“社会化转变了”外国企业，“改造”了3万名娼妓，断绝了20万吸毒者的鸦片来源，上海变得像婴儿一样纯洁。
今天的上海也 许并不像她看起来那么单纯。政府官员跟我说到了犯罪问题：拦路抢劫、盗窃、谋杀。我猜测上海的犯罪率比美国的多数大城市低——这里司法很严厉，还包括罚款 ——但是我仍然不能接受这里也会有犯罪，上海的人们对待外国人的友好程度常让人觉得他们忘了外国人其实也只是——人。我承认当我在蔬菜市场目睹一场斗殴时 胆战心惊：一个男人踩碎了花椰菜，将他的对手拎到了案板上。
上海并 不安宁，去年秋天我待在上海的38天中，市政府的墙上刷满了抗议的标语，一群人聚集在那里。他们在抗议什么？通过翻译，我表示愿意倾听，上百人挤了过来， 一个瘦削脸的青年男子倾诉了他和他的家庭遭受的不幸，他的父亲被贴上“资本主义走狗”的标签，他被流放到农村，受到辱骂和殴打，他不喜欢他的工作，而他的 房子也被付之一炬。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最后，一个旁观者叫道“直说吧，你们想要从政府得到什么？”
“雪耻！”他回答。
抗议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待业”——失去了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中国没有帮助失业青年的社会救济系统，失业者只能依附于自己的亲属，去年上海努力为40万人找到了工作，而成千仍然赋闲的人只能走上街头示威以期受到关注。
突然有一天示威人群不见了，市政府也被清洁一新，我后来听说三名抗议者被拘留，另外的则接受改造。
因为对国家团结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拍完这张照片后不久，这些在上海市政府外抗议的人群就被驱逐，长期抗议的人被送去“改造”。这些字报表达的是失业者的不平。官员说抗议是为了能获得工作。
市政府：严格讲——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曾经是汇丰银行，一座华丽的英式古典建筑。这条街的前面便是江岸——灰色花岗岩，没有尼尔森和鸽子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对面，黄浦江上的货船装载货物驶向入海口。
这里不再是港口，而是中山路，纪念孙中山先生——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家。一辆老式别克沿着这条宽阔的大道行驶，让人不禁去想象它的过去。
苏州河以北的上海混乱嘈杂——工厂和居民区拥挤在一起，第一钢铁厂，第五钢铁厂，碎石街道，空气中弥漫着媒烟和炽热金属味。建筑工人开辟出一片小地，卷心菜和洋葱生长旺盛。上海从不浪费一分土地。
轻风掠过泥泞的黄浦江，棕色的江面泛起水泡，在十号码头我迎面碰上了一阵来自朝鲜的泥尘——一艘货轮正将来自这个中国盟国的水泥卸下，一些袋子破了。
十号码头新装备了托台以处理集装箱货物，在贸易需求的刺激下，上海已经增加了17个船舶停泊位，另外50个也在计划中。
实际上，黄浦江上汇集了货轮、油轮、渡船、驳船，偶然出现的潜艇、导弹艇、和鞋状的小船。去年上海处理了八千万吨货物，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是大多的货物来自中国国内：比如来自大连的石油。国际贸易的货物只有一千六百万吨。
十号码头正在处理运往卡萨布兰卡的茶叶和运往伦敦的纺织品，一艘日本货轮运来了旧轮胎，用做一个橡胶工厂的“原材料”。在一堆堆铜猪中间，一些人弯着腰在 使劲戳。“我们是冶金局的办公室职员，”当中的一个人说，“我们规定每个星期四办公室职员需要做一次体力劳动。”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收集从铜猪身上敲下来 的每一片铜片，“铜很贵，”这位职员说。
我看见一个女子操作着一台起重机，女性在上海的劳动力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她们中有起重机操作员、驾驶员、焊接工、木匠。
周凤英（音）看起来像18岁但其实已经24岁，她上了一所职业学校，然后去了码头工作，我问她是不是更喜欢别的工作，“我想做什么并没有用，”她回答，“选择权不在我，这是分配给我的工作。”
我的翻译对她的坦率报以微笑，对于相同的问题，很多人的回答更像是爱国口号。
来自朝鲜的水泥为这个城市空前发展的纺织业提供更多的建设基础；或者通过长江运往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
尽管上海在共产党执政前就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口岸，上海的船厂却并没有造出几艘大船，因此如今上海造船厂中正在建造的各种船只成了进步的标志——从14000吨的货轮到400马力的拖船以及四甲板的客轮。
我乘坐出租车穿过黄浦江下面1300米长的隧道前往船厂，江上没有桥梁，工人们乘坐渡船来回两岸。出租车向北穿过一片石灰水粉刷的矮房子和单元住宅，戴着草帽的妇女们在给田里的蔬菜浇水。
我的陪同陈才江（音）个子高高的戴着眼镜，他从学徒做起一直被提升为船厂主管，我们沿着厂边的路穿过洞状的工作间，工人正在组装一台90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有四层楼高。陈先生指给我看一台巨大的金属刨削机，这是船厂制造的。
那里的工人似乎比实际需要的多，许多人站着聊天无所事事，我发现这很典型，不过，工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填充职员的流动或许也有好处——对额外人力的培训，上海已经向中国的其他地区输出了很多技术人员。
“我们工厂的年人均产值约为8000美元，”陈先生说，“这在中国是比较高的，但是比起美国或者日本就非常低了，我们自知技术落后。”
午饭时间工人们拿起自己的碗筷去食堂就餐，几位妇女去了托儿所，年轻妈妈们每天有一个小时时间去照料他们的婴儿。
船厂的熔炉充满火焰、煤尘和轰鸣，两台巨大的蒸汽锤敲击着发红的铁块，发出震耳欲聋的旋律。一位体格健壮的工人挥动着12磅重的大锤，其他四个人则稳着被敲平的发红的铁块，然后嵌进一个炽热的圆盘，这就是这些身强体壮的工人们的工作。
和他们比较起来，长着一幅娃娃脸刘凤珠（音）显得很弱小，23岁的她驾驶一辆小机车，将电线杆大小的炽热的铁柱推到汽锤的铁砧上面，趁她有片刻空闲，我试图与她攀谈——在这嘈杂的环境里不太容易。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我问。“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是我的光荣”她答道。起重机放下了另一根炽热的铁柱，她爬上机车的驾驶室，重返光荣的岗位。
我在上海的住所是已经有50年历史的锦江饭店，以前的中国大厦，由维克托·沙逊先生建造，他是19世纪来到上海的一位巴格达犹太人的孙子，维克托先生拥有这座城市最精品的建筑，锦江饭店如今仍然以精美的木质镶板和大厅中的落地大座钟为荣。
有时候，我在天亮前出来，避开我的政府陪同独自走走。即使是这么早，已经能看到老年人扭着身子做着慢动作的锻炼——太极。人们带着一摞袋子匆匆赶路，跟着他们，我来到一个拥挤的蔬菜市场。
天亮后不久，骑自行车的人便挤满了街道，这些穿着蓝色（通常）或绿色工作服的是什么人？什么人都有。在上海，170万辆自行车运送着工人、职员、包括医生。
中国是六天自愿工作制，但是对于大多数人，第七天才是用来购物的，星期天的南京路拥挤到巴士几乎无法通行。
不过上海的街道比美国的许多城市干净，而且没有异味——虽然早上拥挤的车流中有时候会有运送粪便的人力车。（每天有一万吨粪便从没有抽水马桶的老房子中收集起来，粪便被运送到居民区菜田，因此上海的蔬菜供应很充足。）
在上海戏曲道具商店，我用3美元买了一把Colt.45，不是真枪——只是一把文革时期唱戏用的木质舞台道具，营业员并没有介绍这是美军备用枪械，而仅仅说是国民党的武器。
我喜欢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一个规定(上海几乎每个大一点的地方都有编号)，如果你丢了一双袜子中的一只，你能另外买一只替代。星期天的时候第一百货的五层大楼拥挤了约20万人，去年这里的营业额为一亿四千万美元。
满心欢喜的副经理陈国梁（音）向后梳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呷一口茶，他略有所思地谈到了一千万元的年终利润，因为帮助商场超额完成销售目标，一千名员工将分享29万美元的奖金，收入将因此提高60%。
资本主义手段？不，陈先生说，奖金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金被广泛用于提高生产力。
第一百货所售商品琳琅满目，从毛笔到消防水管，这里销售16种尺寸的保温瓶，提供水龙头和各种尺寸的垫片，这不是一个用完即扔的社会。
去年这里售出14766辆自行车，11424辆缝纫机和12509台电视机，本来电视机能卖出更多（一台9英寸电视机售价150美元），但是供货受限制， 需求也受限制。买一台电视机，缝纫机或者自行车需要有配给券，当然也得有钱。配给券由工厂和居民区发行——数量不多，经常是作为奖励发放。
在以前，配给券同样用于购买猪肉、鸡蛋等日常用品，买米、面、棉衣棉被也需要，但是上海看起来并非粮食紧缺，做的衣服也比我去过的另一个口岸城市广州看起来漂亮。无论如何，中国的大米可能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而第一百货出售的耐穿的棉夹克只售5美元。一个普通工人每月能挣40美元，可以衣食无忧。但是在住房和小商品方面，中国还很落后。
进入消费革命，一位年轻工人（上图，中间）带着节约多年的积蓄和工厂发放的配给券来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电视机部门。决定购买之前，他正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调试两台同样型号的电视机。
在上海的一个法庭上，一名盗窃犯（右图，穿淡色夹克）被出示证物。法官作了中等判决，这是对四人帮支持下的中国青年的判决——四人帮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一片混乱。
“我们知道我们得等，”一个学生说“我们还不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在城北的复旦大学学生宿舍，我和学生们聊天，这里挤满了铺位，晾着的衣服装点着这个很小的房间，搪瓷脸盆堆在一角。
你愿意等多久？他淡然一笑，“这将是长期的艰苦奋斗。
另一个学生很认真的补充道：“重要的不是人人都有电视机，而是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用笔标出了这个似乎每个人都铭记的国家目标：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他继续说，“我坚信！”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复旦意为黑夜后的黎明），是一所重点大学，这个称号意味着它可以从国家高等教育考试中挑选佼佼者。复旦大学专长于科技，推动了中国第一台核能加速器的研制，5500名学生是全中国的幸运儿，每25位申请入学的学生中只有一位能被录取。
摇滚和迪斯科音乐对于复旦来说是外来物，学生不约会，很少跳舞；年轻学生不准吸烟；酗酒和吸毒在中国学生看来好像属于别的星球。学生只有一个目标：学习（此外每学期还会有几天的体力劳动）。“我在这里被宠坏了，”一位德国妇女说，她是50位移民上海的老师之一，教语言和科学，“我再也不会碰到比他们更勤奋的学生了。”
有一天我钻进一个防空洞，那里能容纳一千五百人，并且计划再度扩容，主管带领我穿过粉笔彩绘的通道进入一个很大的房间，金鱼在房间的鱼缸里游泳。
他告诉我这个防空洞是他所在的市巴士公司建造的，防空洞就在公司院子的下面，他补充说许多职员是民兵成员，附近的仓库有防空武器，他们受过相关的训练。
人们告诉我上海有许多防空洞，一位官员说，1969年以后上海加快了防空洞的建设，那一年在中国和苏联的边境发生了一些小的军事冲突。
我遇到一位大学的时候本打算教英语却被安排去学俄语的女子，那是在50年代，苏联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而现在，英语更受欢迎，她被淘汰了。
在我记忆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像中国的年轻人这样渴望学习英语，他们常去中山路和南京路以期望能碰到外国人练习英语。“Hello, how are you today?…Where do you come from?…Oh yes, Washington, capital of America…”一天晚上我骑着车被一个男子当作标本逮个正着，他跟着我骑了一个小时，不时翻着手里的词汇书。
陈，一位30岁的教师；韩，一位31岁技术人员，像其他人一样对我们很好奇，摄影师布鲁斯·达尔和我认识了他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标志该怎么翻译，他们帮了忙。我们之间的友谊突飞猛进，个把星期后，陈和韩就邀请布鲁斯与我去韩的住所吃饭。
韩觉得他的家产要高于普通水平，有一台电视机，这个公寓的主间里面还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衣柜和一张餐桌，房子里面有一间小小的厨房和一个小小的浴室，韩的妈妈平时睡沙发。
韩的妻子小梅（音）身材苗条衣着得体，在厨房里干活，婆婆在一旁做帮手，之后小梅去托儿所接回了他们22个月大的孩子，他叫我外公。
男人们站着谈话，陈小心地回想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你问了我一个问题，关于一个标志，你们很主动，我们很拘束，”他补充道：“我们不知道招待外国人是不是允许。”
韩倒并不隐瞒，他邀请了邻居进来。无论如何，这里并无秘密可言，我清晰记得两个大鼻子进入韩的寓所时周围注视的目光。
开饭了，冷盘先上：海蜇，咸蛋，鸭片和猪肉片，然后是蒸螃蟹，陈给我们斟满酒，我们以为是白酒，却是白兰地，反正我们喝了。
煎鱼，鸡肉饭，蘑菇炒蛋，小梅和她的婆婆穿梭于厨房。
陈和韩谈到60年代他们上学时当红卫兵的情形，“你得明白当我从一个偏远省份考上大学时我充满了感激之心，”陈说，“我觉得我应该做党交给我的任何事情。”
他和其他红卫兵冲进一个年长者的家里，“我们被要求查知他在哪儿藏了米，我们围着他，他像一只落水狗，只是想尽力浮在水面，他无能为力。”他们发现了一个藏着珠宝的花瓶，并把它交给了警察。
韩参与了烧书，“我帮助把旧书带出图书馆，”他猜想——也希望——图书馆管理员藏了一些。
蔬菜炒蘑菇，鸡杂碎，胡萝卜烧猪肉，肉酱豆腐，蛋包肉，这么多的菜是怎么从一个那么小的厨房里出来的？再来点白兰地。
长期被世界孤立，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缺乏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惊讶于他们告诉我的关于美国的一些故事，尽管不太全面，比如：“如果牛奶不能获得高利润，你们的资本家情愿把它们倒进大海。”
煎蛋卷，鸭汤，米饭，小梅也坐过来吃饭，并谈起她所在的毛巾厂——生产高档、柔软的毛巾，她如此描述——这些毛巾是出口的，她自己并没有，”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
我没有什么可以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二十多道菜，以及所付出的辛苦、花费、和宝贵的食品券，我只能在这里说，那是我在上海度过的最温暖，最坦诚，最让人回味的夜晚。
狭小的空间和坦诚的气氛，一次少有的对上海家庭的造访。在丰盛的中国大餐开始之前，韩国青（音，上图）给我们演奏了小夜曲。韩的家庭有一个孩子，他们对他们的家十分骄傲，这是一套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单室公寓。
共产世界最大的城市。从新建成的600英尺高的电视塔上看去，上海向东延伸。电视塔的阴影指向人民公园——旧上海的赛马场。自1949年解放以来，上海的市中心仍然以低层的公寓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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